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回忆：那群畜生连50多岁的半老徐娘都不放过

• 2026-09-19

今年我已经九十二岁了，住在河西的一套带暖气的楼房里，孩子们都很孝顺，屋子里暖烘烘的，可每当到了十二月，我的膝盖和肩膀还是会像结了冰一样疼。 医生说是严重的老寒腿和风湿，开了一堆药，但我心里明白，这病根不在骨头上，在七十多年前的那个冬天里。 我的名字叫林玉珍，原本住在南京城南的集庆门附近。那时候我家开着个小杂货铺，日子虽然不算富裕，但也算安稳。但在我十四岁那年，也就是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，天塌了。关于那场大屠杀，后来的历史书上写着三十万这个数字，人们在纪念馆里看着那些冰冷的骸骨，会流泪，会愤怒。 但在我的记忆里，那不是一个干瘪的数字，而是一片漫无边际的血红，和一阵阵压抑到极致的惨叫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很少对人讲起那段日子，尤其是关于陈家婶子的事。因为每讲一次，我的心就像是被人生生撕开一样。 陈婶子是我们家的邻居，她是个寡妇，早年丈夫在码头扛包出了意外，她一个人靠着做豆腐、卖豆腐，硬是把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拉扯大。她那年其实也就五十二岁，但在我们那个年代，女人风吹日晒操劳半生，五十二岁已经是个标准的“老太婆”了。 她头发花白了一多半，背也有些驼，一双手因为常年泡在井水里做豆腐，骨节粗大，手背上全是裂口和老茧。平时谁家有个红白喜事，她总是跑前跑后地帮忙，是个极其热心肠的半老徐娘。 十二月初的时候，前线的炮声已经响得连地皮都在震。街面上全是从上海那边退下来的伤兵和逃难的人。我父亲本想带着我们一家老小过江逃难，但船票早就被炒到了天价，江面上更是乱成一锅粥。 没过几天，城墙就被轰塌了。我们一家，连同陈婶子一家，还有巷子里的十几个街坊，全都躲进了我们家后院一个废弃的用来储藏冰块的深地窖里。 地窖里又黑又冷，空气里弥漫着发霉的泥土味和人们身上散发出来的绝望气息。我们在那里躲了整整三天，上面不断传来爆炸声、房屋倒塌的轰隆声，还有密集的枪声。最让人害怕的，是那些夹杂在枪声中，撕心裂肺的女人哭喊声。 我那时候虽然只有十四岁，但也隐隐约约懂得外面在发生什么。我母亲把我死死搂在怀里，用锅底灰把我的脸涂得漆黑，还给我套上了一件宽大的破棉袄，让我看起来像个生了病的小乞丐。 陈婶子当时就坐在我旁边，她把自己的女儿也护在身后，一边拍着我们的后背，一边压低声音安慰大家。我到现在都清楚地记得她当时说的话。她说：“玉珍啊，别怕。小鬼子也是人，他们无非是图财，咱们把值钱的都交出去就行了。” 在陈婶子朴素的认知里，战争再残酷，也是有底线的。她甚至认为，那些当兵的在老家也有母亲，面对一个年过半百、白发苍苍的老妇人，总该有一丝做人的敬畏。我们当时所有人都相信了她的话，仿佛她那花白的头发和佝偻的脊背，真的能化作一堵挡住恶鬼的墙。 但是我们低估了那群的残忍，因为我们面对的根本不是人类的军队，而是一群彻底丧失了人性的野兽。 畜生 十二月十六日的下午，地窖上方的木板突然传来沉重的军靴声，伴随着几句粗鲁的日语谩骂。我们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死死捂住嘴巴，连大气都不敢出，但我们还是被发现了。 地窖的盖板被猛地掀开，刺眼的冬日阳光混合着浓烈的硝烟味和血腥味灌了进来。紧接着，几个端着带血刺刀的日本兵跳了下来。 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可怕的眼神，那根本不是人的眼睛，那是饿狼看到了羊群的眼神，里面充满了贪婪、疯狂和嗜血的兴奋。他们叽里呱啦地叫唤着，开始在地窖里疯狂地翻找。父亲和几个男人刚想站起来反抗，就被他们用枪托狠狠地砸在头上，顿时鲜血直流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。 然后，他们的目光落在了角落里的女人身上。 一个满脸横肉、身上还带着浓重酒气的日本兵一把抓住了我母亲的头发，将她往地窖外面拖。我母亲拼命挣扎，尖叫着让我快跑。另一个日本兵则盯上了陈婶子的女儿，陈婶子的女儿直接瘫软在了地上，发出变调的哭喊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陈婶子站了出来。 她猛地扑上去，死死抱住那个抓她女儿的日本兵的大腿，用纯正的南京土话大声哀求着：“长官，求求你，她还是个孩子，才十四岁！你们要钱，我有，我手上的银镯子都给你！求求你放过她吧！”她一边说，一边笨拙地从手腕上往下褪那个她戴了大半辈子的细银镯子。 那个日本兵被陈婶子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一愣，陈婶子以为有了转机，她抬起那张布满皱纹、沾满泥土和泪水的脸，试图用自己作为母亲的卑微和作为一个老人的可怜，去唤醒对方哪怕一丝丝的怜悯。 可是那个日本兵并没有去接银镯子，也没有因为陈婶子的年纪而产生任何退让。他眯起眼睛，打量了一下陈婶子。 随后他一脚将陈婶子的女儿踹开，然后一把揪住了陈婶子花白的头发，硬生生地将她拖到了地窖中央那片微弱的阳光下。 那一瞬间，地窖里的时间仿佛停止了。 我躲在黑暗的角落里，眼睁睁地看着接下来发生的惨剧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陈婶子已经五十二岁了啊！她是一个历经沧桑的寡妇，是一个养育了三个孩子的母亲，她的脸上全是岁月的风霜，她的头发已经花白。在我们眼里，她已经是受